周总理逝世前夕成都配资平台，口中不断念着一个字，邓颖超伏下身：是不是还有话要和人说？
凌晨六点的305医院，走廊上的灯光昏黄而寂静。邬吉成站在那里，眼前是等待了近16个小时的结果——他可能无法见到想见他的周总理最后一面。
这时，邬吉成在走廊里遇见了邓颖超和卫生部长。邓颖超看到他还在等待，脸上浮现出疲惫却温和的神情，对他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等了这么久了，先回去吧，总理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来。＂
邬吉成点头应下，但离开前，他向邓颖超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请求：＂我能在门外看一眼周总理吗？＂得到首肯后，他轻手轻脚地走到半开的抢救室门外。病榻上的周恩来与他记忆中那个精力充沛、谈笑风生的总理判若两人。短短四个月未见，病痛已将周总理折磨得异常憔悴，面容消瘦得厉害。望着这一幕，邬吉成感到一阵难以抑制的悲伤，他含着泪，对着病床默默敬了个礼，然后悄悄离开了。
他不知道，这将是他与周总理的最后一面。
就在几小时前，1976年1月2日中午，病重的周恩来短暂清醒过来。他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找wu...wu...＂身边的工作人员起初以为他要找姓吴的人，连续报了几个姓吴的名字，但周恩来都用眼神否认了。
邓颖超俯下身子，轻声问道：＂您是不是还有话要和人说？＂
片刻之后，周恩来又艰难地吐出几个字：＂钓鱼台的wu＂。这时，工作人员才恍然大悟，总理要找的人不是姓吴，而是姓邬——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邬吉成。＂您要见的人是不是邬吉成？＂周恩来微微点了一下头。
接到总理卫士长张树迎电话的那一刻，邬吉成百感交集，眼眶瞬间红了。他没想到病重的周总理还惦记着他，这让他既感到荣幸，又充满不安——总理临终前为什么要见他？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嘱托吗？
带着满腹疑问，邬吉成赶到305医院。但命运却像是在开玩笑，周总理又陷入了昏迷。从下午两点一直等到深夜，邬吉成不敢打盹，在值班室坐一会儿，就去走廊里转一转。每次听到有动静，他都抬头期盼着能听到总理醒来的消息。
然而，历史没有给他们最后交谈的机会。周恩来再也没有苏醒，五天后，1976年1月8日，这位敬爱的总理与世长辞。
邬吉成一直在想，周总理为什么在弥留之际提出见他，究竟有什么事情要对他说？这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如果那天黄昏，周总理清醒的时间能再长一点，哪怕只有几分钟，历史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记录。
站在八宝山火化场外，邬吉成望着成千上万自发前来送别周恩来的人群，内心震动不已。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十里长街都是来送总理最后一程的群众。虽然悲痛万分，队伍却井然有序。作为治丧活动安全组负责人之一，邬吉成亲眼见证了这场无声的告别。
没有人会想到，1976年1月2日，周恩来曾在弥留之际特意要见这位名叫邬吉成的警卫干部。而邬吉成的人生轨迹，是如何与共和国领导人紧密相连的呢？
1927年，邬吉成出生在山西神池的一个贫困家庭。童年时期，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父母双亡，姐姐被迫送人作童养媳，他自己则被亲戚轮流抚养到10岁，之后沦为无家可归的孤儿，四处流浪。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1938年，11岁的邬吉成在流浪途中遇到了八路军，被收留并参加了儿童团。从此，他在战火中成长，先后担任过勤务兵、司号员。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邬吉成被调到延安，加入中央警备团，第一次站岗的地方就是周恩来家的院墙外。那时的他对这位＂大首长＂还不太熟悉。他回忆道，有一天站岗时，一个身穿皮夹克的人走来，后面跟着两名挎枪的卫兵。邬吉成本想拦住他们，但又担心对方是周恩来，犹豫之下没有行动。下班后，班长告诉他：＂那就是周副主席，你怎么连周副主席都不认识？＂这件事邬吉成记得特别清楚。
与毛主席的初次见面也同样令人难忘。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门外值班时，邬吉成看到一辆小车驶来，车门下方的踏板上各站着一名卫兵。从这阵势中，他猜到可能是大首长到了。班长小声告诉他，下车的高大首长就是毛主席。
1946年，邬吉成所在的警卫连被调到枣园，负责毛主席、朱老总、任弼时、彭老总等人的警卫工作。枣园的日子里，邬吉成见证了领导人们工作与生活的点滴：任弼时闲暇时找彭老总下象棋；彭老总经常深夜工作，隔段时间就到窑洞外散步，遇到哨兵总会问一句＂现在几点钟了？＂；与毛主席一样，彭老总也喜欢在闲暇时与哨兵们拉家常。
中央前委转战陕北期间，邬吉成主要任务是随卫毛主席。1949年，他开始正式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经过多年努力，到了70年代，邬吉成已晋升为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警卫团副团长。
周恩来逝世后，为了完成总理将骨灰撒向祖国江河湖海的遗愿，邬吉成细致考虑到群众聚集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提出将警戒时间增加半小时，确保骨灰顺利送往机场。这种对细节的关注，正是他多年来警卫工作培养出的责任感。
晚年时成都配资平台，每当提起那次未完成的会面，邬吉成总是连连叹息。他相信，周恩来临终前要见他，是对他工作的最大信任与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