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君怡债券为债券型-长债基金，根据最新一期基金季报显示，该基金资产配置：无股票类资产，债券占净值比107.08%，现金占净值比0.07%。
广发添财30天持有债券A为债券型-长债基金，根据最新一期基金季报显示，该基金资产配置：无股票类资产，债券占净值比105.55%，现金占净值比0.17%。
当前，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加速重构，我国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贸易摩擦频繁、科技博弈加剧和地缘政治变动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安全稳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新时代，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发展和安全并举”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产业政策重心发生变化，“并举”意味着在政策目标中“产业安全”被提升到与产业发展同样重要的地位。产业政策需在确保产业安全稳定的前提下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产业政策转型树立了“风向标”。
顺势而为应对全球产业战略布局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产业政策以发展为核心内容，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下，我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产业链。近年来，美、欧、日等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近岸化和本土化发展，纷纷出台相应的国家产业安全政策措施，加强对本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国家干预”，并试图全方位遏制我国新兴产业发展，这使得我国产业政策转型面临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
从发展维度来看，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政策的导向是高质量发展，产业发展的目标也从单纯追求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随着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兴起，产品内分工取代产业间分工成为全球价值链时代的主要特征，高质量经济活动在空间上被分割。同一行业部门内出现了产业生产环节上的价值链分解，不同质量的经济活动被分布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不同国家内进行。高质量经济活动更多地集中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高端，围绕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的争夺、供应链控制权的争夺和产业链强度与韧性的争夺将成为一国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政策需将重点放在产业链的高端，着重补齐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的短板。
从安全维度来看，在地缘政治、贸易争端、自然灾害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下，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堵链”“卡链”“断链”等诸多冲击风险，原本按照要素禀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面临挑战。在以贸易保护和制造业回流为特征的逆全球化趋势下，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强化促进了全球产业分工逻辑由效率主导向安全主导转变。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将产业安全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单纯注重效率优先转向兼顾重视安全问题。从安全角度来看，产业政策转型的关键在于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优化产业政策实施方式，进一步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安全稳定的产业政策应该注重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在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和配套服务等方面的协调与控制能力，着力于锻长板补短板，提升全产业链的创新能力、制造能力和管理能力。
应势而动统筹产业发展与安全
为了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应在未来的关键性产业领域，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网络知识资源，为我国产业的创新发展争取长期有利的战略上升空间，营造稳定安全的外部合作环境。
兼顾好产业政策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从动态视角来看，如何处理好关键核心技术替代与全球创新链竞争协作之间的平衡关系已成为重要命题。短期来看，为应对“芯片”等关键原材料供应链断裂等极限施压情况，我国在产业战略中需加强产业链的抗冲击能力，推动产业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提升产业安全响应能力，对制造生产环节进行本土化替代。长期来看，产业竞争力的发展是维护产业安全的根本保障。长远的产业安全应建立在产业链研发、制造、管理等竞争能力发展的基础之上，只有提高我国自身的生产制造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推动创新系统转型，才能积极应对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本地化、近岸化和多元化的动态性调整。提升我国产业链竞争力和主导地位应成为维护我国产业战略安全的第一要务。
平衡自主创新与高水平对外开放间的关系。我国当前的自主创新是在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前提和背景下，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目标的内涵得以拓展，但产业政策思路却亟须转变，不应仅涉及对国内产业链高端和创新链前端研发投入和政策扶持的强化，还应包括对全球创新资源的整合、组织和协调，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特别是在高度复杂产品系统的技术突破上。我国当前的产业战略目标不是培育“封闭式的独立创新”体系，而是基于全球产业链的开放式创新能力，探索国际合作创新模式。
局部安全与总体安全的战略布局。产业链供应链“断链”“卡链”所引起的安全问题属于应对极端冲击的局部安全问题。若要在应对中真正掌握主动权，应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完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延展产业层面的战略安全视域，着眼长远，统筹产业政策、科技政策与贸易政策体系。战略视角下的产业安全政策应该着眼于营造有利于我国全球创新协作的良好外部环境，形成对全球创新网络的知识、制造和技术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而在关键性产业领域与美国试图营造的“去中国化”全球创新体系中形成有力竞争。
乘势而上推动产业政策高质量转型
当前，我国不仅要将产业政策的重心统一到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上，而且需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为了更好地实现“发展”与“安全”双重目标，在产业政策实践层面，我国需及时优化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以适应产业战略目标的演变方向。
第一，新型举国体制下产业政策需要更加注重竞争战略上的考量。为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可控能力，势必在某些新兴产业的产业链高端与领先国家形成竞争态势。新兴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载体，具有颠覆性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布局前瞻性强、市场和组织不确定性高、技术赶超机会多等特征。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目标导向下，我国的产业战略应着力于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围绕新兴产业高端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在少数战略性产业领域，政府可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越性，通过对创新链和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全局协调统筹，促成长期的投资收益承诺。
第二，由以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主向以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主转变。进入新发展阶段，作为技术革命浪潮先导产业的新兴产业通过颠覆性技术创新成长为主导产业乃至支柱产业的过程，本质上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形成过程。关系到产业发展与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通常具有高度的技术和市场不确定性。为了让技术试错和迭代不受政府干预的影响，应该优先采用功能性、服务性政策工具，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注重基础研究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建设，为创新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一是在以创新政策为核心的现代产业政策体系框架下，由差异化产业政策转向普惠性产业政策，将更多政策资源投向基础研究和通用技术等竞争前技术研发环节，为后期市场技术路线的分散试错、自发协调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二是加强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将产业安全资助发放给公共科技研发或服务平台、行业协会等非营利机构。三是通过鼓励企业合作研发、人才交流计划、技术扩散活动等多样化方式，支持关乎我国战略发展与产业安全的研发创新活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机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21BJL07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石家庄股票配资平台